摘要：
1、核心议题全景扫描：三大战略主轴的竞逐：1）营商环境：从“便利化”到“生态化”的系统升级。2）科技创新：从“要素投入”到“生态营造”的战略深化。3）经营主体与产业根基：从“宏观规划”到“微观激活”。
2、区域战略图谱：基于发展阶段与禀赋的差异化选择：1）前沿突破型：制度竞争与未来定义权之争（以上海、江苏、广东部分地市为代表）。2）转型攻坚型：制度修复与新旧动能转换之战（以辽宁、吉林及部分中西部工业重镇为代表）。3）追赶增长型：要素集聚与规模能级提升之困（以中部多数省份及西部部分地区为代表，如湖北、河南、四川部分地市）。4）特色塑造型：禀赋兑现与跨越式发展之机（以海南、贵州、云南等为代表）。
3、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1）治理目标：从“速度优先”到“内涵发展”，重塑城市价值坐标。2）政府角色：从“全能管控者”到“生态赋能者”。3）协作模式：从“属地分割”到“区域一体化协同”。
4、挑战与展望
“新年第一会”作为一种非正式但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议程，已成为观察中国地方政府年度施政重点与区域发展战略的绝佳窗口。2026年，时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其意义更为特殊。本报告以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为背景，系统性分析元旦后全国十余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的“新年第一会”。通过对会议主题、核心举措、战略取向的深度解构，本研究发现：各地会议呈现出“时间高度同步、主题高度聚焦、路径高度分化”的鲜明特征，共同绘制了一幅“全国一盘棋”战略下的区域差异化竞合图谱。报告认为，2026年的“新年第一会”不仅是年度工作的“发令枪”，更是一次深刻的治理逻辑展现：地方政府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制度与创新双轮驱动”，在营商环境、科技创新、经营主体三大主战场上展开系统性竞逐，其战略选择根植于各自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历史包袱，最终服务于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核心议题全景扫描：三大战略主轴的竞逐
2026年各地“新年第一会”议题高度集中，主要围绕三大战略主轴展开：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科技创新与培育经营主体。这三者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了“土壤-引擎-生命体”的生态逻辑：营商环境是培育创新和企业的土壤，科技创新是驱动产业升级的引擎，而经营主体则是经济活力的最终源泉。
1、营商环境：从“便利化”到“生态化”的系统升级
营商环境成为2026年开年最受瞩目的议题之一。多个省份将其作为“新年第一会”的主题，显示出将其视为高质量发展“生命线”的共识。
上海的系统迭代：上海连续第九年召开营商环境大会，并首次从“新春第一会”提前至“新年第一会”，发布《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9.0版）。其核心在于系统集成与前瞻响应：首次将“产业生态”作为独立环境板块，旨在构建从企业注册到产业链协同的全周期服务生态；同时敏锐回应市场新关切，将“反内卷”、规制牟利性职业举报等写入方案，直指不正当竞争与企业隐性成本。这标志着上海的营商环境建设已从流程便利化进入培育创新生态和规范市场秩序的新阶段。
辽宁的铁腕攻坚：与上海的“精雕细琢”形成鲜明对比，辽宁的选择是“刀刃向内”的信用革命。省委书记许昆林将优化营商环境定义为“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并直言不讳地列出行政效能不高、政府不讲诚信、“关系文化”盛行等八大顽疾。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的工作专班，建立“发现—核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誓言对破坏营商环境行为“动真格、见真章”。其推行“免申即享”服务，意图实现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这凸显了老工业基地试图通过修复政府公信力这一最基础的制度设施来重振经济活力的决心。
福建的问题导向：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福建连续第二年聚焦营商环境。其策略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整治拖欠账款、保护合法权益等具体问题为导向，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体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思路。
专家指出，当前优化营商环境正经历从 “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 的深刻转变。初期以“放管服”改革破解“准入难”，深化阶段转向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以应对“经营难”，现阶段则更强调构建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其核心逻辑与市场主体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2、科技创新：从“要素投入”到“生态营造”的战略深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列为2026年重点工作。多地“新年第一会”将科技创新置于驱动发展的核心位置，竞相布局新质生产力，但侧重点不同。
湖北的“礼遇人才”与高地建设：湖北再次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开启新年，并通过第七年举行“科学家走红毯”仪式，传递“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强烈信号。其战略目标是打造“四个高地”：原始创新策源高地、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近悦远来人才高地、创新生态示范高地。这体现了湖北依托科教资源，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中寻找增长点的路径。
江苏的“未来产业”精准卡位：江苏省内多个城市展现出对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南京发布“人工智能+”行动和“6G之城”计划，苏州推进“AI+制造”八大行动，常州设立50亿元人工智能专项基金。这显示出东部发达地区依托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力图在人工智能、下一代通信等关键赛道抢占制高点的雄心。
内陆地区的“创新追赶”：如四川眉山市将创新从“可选项”提升为决定“追赶跨越”的“关键变量”。这反映了内陆地区正将科技创新视为激活内生动力、实现后发赶超的必由之路。
这一系列布局表明，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已成为各地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的关键路径。
3、经营主体与产业根基：从“宏观规划”到“微观激活”
经济的活力源于微观经营主体。各地会议在关注宏观环境与前沿科技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并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务实部署。
贵州的“大抓经营主体”：贵州在去年“大抓产业、项目、招商”基础上，新增“大抓经营主体”任务。会议明确“抓经营主体就是抓发展、抓未来、抓民生”，并提出量化目标，如推动政府采购份额40%投向中小企业。这体现了经济后发地区希望通过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夯实发展基石的思路。
河南的“制造强省”双轮驱动：河南将“新年第一会”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动员结合，强调以重大项目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同时筑牢粮食生产核心区地位，追求“工业强省”与“农业稳省”的双轮驱动。这符合其作为工业门类齐全的经济大省和农业大省的定位。
海南的“开放门户”升级：正值全岛封关运作首年，海南的“新年第一会”聚焦“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推动从“政策试点”向“制度安排”全面转型，目标是从赋能重点产业到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凸显了其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独特使命。
二、区域战略图谱：基于发展阶段与禀赋的差异化选择
中国广袤的国土与不均衡的区域发展现状，决定了“高质量发展”这一共同目标必然衍生出多元的实施路径。2026年各地“新年第一会”的政策文本，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基于不同发展阶段、核心约束与比较优势的区域战略图谱。本部分构建以“核心战略诉求-关键约束条件-主导政策工具”为轴的三维分析框架，深度解构各区域的差异化选择逻辑。
1、前沿突破型：制度竞争与未来定义权之争（以上海、江苏、广东部分地市为代表）
核心战略诉求：已跨越规模追赶阶段，核心目标是在全球化产业链与创新链中占据核心节点，争夺规则制定权与产业定义权。
关键约束条件：传统要素成本高企，面临国际前沿的直接竞争与技术封锁风险，亟需通过制度创新形成新的“非对称优势”。
战略选择解析：
一是营商环境的“生态化”跃升。其政策已超越“便利化”，进入构建“创新雨林”生态的阶段。以上海“9.0版方案”引入“产业生态”和“反内卷”条款为例，其本质是通过精细化的规则设计，预防市场内耗，促进知识溢出与协同创新，降低系统性交易成本，吸引和固化高能级全球总部与研发中心。
二是科技创新的“无人区”探险。布局呈现“基础研究+未来场景”双轮驱动特征。如南京布局“6G之城”，并非追求短期产业规模，而是旨在抢占标准制定的前瞻性位置；苏州推行“AI+制造”八大行动，则是利用其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生态，为前沿技术提供最丰富的验证场景，从而定义下一代智能工厂的范式。
三是治理逻辑。政府角色类似“顶级园丁”和“赛事设计师”，重点不在直接培育具体企业，而在于设计最有利于顶尖物种（头部企业、高端人才）自然生长、优胜劣汰的规则与环境，并搭建面向未来的“竞技场”。
2、转型攻坚型：制度修复与新旧动能转换之战（以辽宁、吉林及部分中西部工业重镇为代表）
核心战略诉求：摆脱传统路径依赖与体制惯性，解决历史遗留的“制度负债”，重塑市场信心与社会预期，实现新旧动能的实质性转换。
关键约束条件：“软环境”短板（如信用体系、契约精神、行政效能）是比“硬设施”更紧迫的约束；“关系文化”对公平竞争市场的侵蚀；存量资产庞大但转型艰难。
战略选择解析：
一是营商环境的“信用重建”攻坚。辽宁的“铁腕整治”直指政府诚信与行政效能，其逻辑在于，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政策的可预期性比优惠力度更重要。成立纪检监察专班的非常规手段，显示了以反腐败的力度来破除行政壁垒、修复政商基本信任的决心。“免申即享”不仅是服务创新，更是向市场宣告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型的符号。
二是科技创新的“存量嫁接”路径。其创新政策较少谈论从0到1的原始创新，更多强调“老原新”——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如高端装备、精细化工）。创新资源更多投向应用型研发和存量企业的技术改造，旨在让“老树发新芽”。
三是治理逻辑。政府角色类似“外科医生”与“破冰船”，首要任务是以巨大勇气切除阻碍市场活力的“肿瘤”（体制机制弊病），打破长期形成的“冰层”（僵化的思想与利益格局），为市场力量的复苏开辟航道。
3、追赶增长型：要素集聚与规模能级提升之困（以中部多数省份及西部部分地区为代表，如湖北、河南、四川部分地市）
核心战略诉求：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尽快完成资本、人才、技术的原始积累，做大经济规模，提升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位势和能级。
关键约束条件：面临“前沿地区”虹吸与“后发地区”追赶的双重压力；科教资源（如湖北）或产业配套能力存在优势但未完全转化为胜势；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仍需深化。
战略选择解析：
一是营商环境的“成本与服务”比拼。聚焦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经营的综合成本，提供高效、精准的政务服务。其“性价比”和“可靠性”是吸引大规模产业投资的关键。如各地竞争的“拿地即开工”、“一站式服务”，旨在打造一个可预测、高效率的生产基地。
二是科技创新的“平台搭建”与“成果转化”。战略核心是“筑巢引凤”和“为我所用”。湖北高规格礼遇科学家、建设大科学装置，意在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吸引外部高端资源。同时，强力推动“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目的就是加速本地丰富的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形成新产业。
三是治理逻辑。政府角色类似“超级项目经理”和“产业招商队长”，具有强烈的主动规划和发展主义色彩，擅长整合资源、打造园区、招引重大项目，通过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塑造本地产业集群。
4、特色塑造型：禀赋兑现与跨越式发展之机（以海南、贵州、云南等为代表）
核心战略诉求：将独特的政策、生态或数据资源等稀缺禀赋，迅速转化为独特的经济优势和产业竞争力，实现某种程度的“换道超车”。
关键约束条件：传统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独特优势的变现需要极高的制度创新能力和市场想象力；易受宏观政策或外部环境波动影响。
战略选择解析：
一是营商环境的“压力测试”与“特色塑造”。其营商环境建设与核心战略绑定极深。海南自贸港的营商环境本质是 “边境墙内”的境内关外制度体系，是为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服务的“压力测试区”。贵州早年通过大数据产业树立的“云上”形象，本身也是一种营商环境品牌。
二是科技与产业的“单点极致”突破。不追求全产业链，而是在最具比较优势的“点”上实现极致化突破。如贵州早年All in大数据中心，海南聚焦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都是集中所有资源，在一个狭窄的赛道上建立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辨识度和竞争力。
三是治理逻辑。政府角色类似“战略棋手”和“品牌总策划”，需要极高的顶层设计能力和政策创新能力，敢于利用特殊政策进行大胆试验，并将一个地区的整体发展押注于少数几个前瞻性赛道，通过塑造独一无二的品牌形象来吸引全球要素。
这四类区域并非静态割裂，而存在动态演进关系（如“追赶增长型”可能向“前沿突破型”迈进，“转型攻坚型”可能经历阵痛后进入“追赶增长”通道）。2026年“新年第一会”展现的差异化战略，实则是一场在国家统一战略指引下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功能性分工竞赛。东部前沿地区探索制度天花板，为全国提供范式；中部地区夯实产业根基，保障经济安全与规模；转型地区破解体制难题，为改革提供经验；特色地区进行压力测试与模式创新。它们共同拼合起的，正是一个兼具韧性、活力与高度复杂性的中国经济生态系统。这场始于新年的战略宣誓，其终极检验标准，正在于各地能否将清晰的战略认知，转化为持之以恒的精准执行与动态调适。
三、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
2026年各地的“新年第一会”之所以具有标志性意义，不仅在于其部署的具体任务，更在于其共同揭示了中国地方治理逻辑正在发生的深刻嬗变。这种转变超越了单一的政策调整，触及政府角色定位、发展模式与协作方式的核心层面。透过会议，我们可以观察到治理逻辑正沿着三大核心路径系统性演进。
1、治理目标：从“速度优先”到“内涵发展”，重塑城市价值坐标
长期以来，以GDP增速为核心的“锦标赛”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治理的目标设定。而2026年的“第一会”显示出，治理的核心目标正从对“物理扩张”和“增长速度”的单一追求，转向对城市“综合内涵”和“发展质量”的多维塑造。这一转向与国家对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的战略判断完全契合。
一是从“重建设、轻治理”到“治理先行、品质为本”。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增量扩张”，热衷于大拆大建，导致城市风貌趋同、产业同质化、市民生活便利性受损。而今，治理逻辑正在扭转“重建设、轻治理”的倾向。这体现在：上海营商环境“9.0版”的核心，已不再是建设更多硬件设施，而是通过“反内卷”、维护市场公平等“软规则”的制定，构建一个让创新自然涌现的生态。湖北以最高礼遇致敬科学家，其投资的对象是“人”这一核心创新要素，而非单纯的实验室大楼。
二是从“经济指标”到“三维内涵”。新的治理目标被清晰地归纳为三个维度：发展力、愉悦度、安全性。强劲的发展力这要求可持续且有内在动能支撑的产业发展。例如，江苏多地布局人工智能，湖北打造“四个高地”，都旨在培育内生、可持续的产业竞争新优势；超高的愉悦度即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这不仅意味着优美的环境、便捷的生活圈，更体现在对多元化经济形态的包容上。例如，治理理念开始反思“随意禁止‘地摊经济’”等做法，以保留城市的“烟火气”与活力；高度的安全性包括城市的物理韧性（如应对灾害）和经济社会运行的韧性（如供应链安全、金融风险防控）。这要求治理具备精准的预测、管控和恢复能力。这一目标转向，标志着城市价值的衡量标准从外延式的规模体量，转向了内涵式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抗风险能力。
2、政府角色：从“全能管控者”到“生态赋能者”
与目标转变同步，地方政府的角色认知与行为模式也在发生根本性重构，正从主导一切、大包大揽的“全能管控者”，向搭建平台、制定规则、优化服务的“生态赋能者”转变。
一是从“流程审批者”到“体系设计者”。传统模式下，政府工作的重心是审批与管控。而新逻辑下，政府首先是一个复杂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者。如商河县的实践所示，其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已从审批流程的“点状改善”，升级为对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则通过“六位一体”协同机制、“一园一企一基金一政策”等体系设计，将自身从“物理空间提供者”重塑为“产业生态运营者”。
二是从“资源分配者”到“平台搭建者”与“规则创新者”。政府不再只是手握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分配者，而更致力于搭建让市场要素高效配置、自由流动的平台，并在关键领域进行前瞻性的规则创新。平台搭建者，如湖北的科创大会、安徽的人才服务体系，本质上是为人才、技术、资本搭建高效对接的平台。规则创新者，在最高水平的开放竞争中，决定性的优势来自制度与规则。长三角示范区通过跨省域协同立法，统一规划、标准与执法，探索“政策就高、成本就低”等新规则。杭州临空在国家事权领域尝试“进口食品保税分装联合监管”等新模式，正是旨在形成“制度落差”和“规则引力”。
三是从“单向管理者”到“响应式服务者”。治理的互动模式从“政府要求企业做什么”转向“企业需要政府解决什么”。各地普遍强调“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辽宁的“免申即享”和上海对市场关切的快速响应，体现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从“被动审批”到“主动服务”的转变；焦作市建立“企业服务管家”制度，打造“焦我到”诉求服务品牌，正是这种响应式服务的具体体现。
3、协作模式：从“属地分割”到“区域一体化协同”
治理逻辑的第三个深刻转变，是空间协作模式的突破。为了破解行政区划对要素自由流动的刚性约束，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协同正从过去的松散合作，迈向深度的制度一体化。
一是从“行政壁垒”到“机制共建”——治理架构的破界。针对跨区域事务，各地正尝试建立超越单个行政区划的治理架构。川渝高竹新区通过两省市协同立法，赋予新区管委会行政主体资格，实现了“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的改革突破，使跨省协同管理有了统一的“大脑”；长三角示范区成立执委会，并被赋予跨区域项目的审批管理权，形成了“理事会-执委会-属地政府”多层级协同的治理框架。
二是从“标准各异”到“三统一”——规则体系的融合。最深层次的协同，在于规则的统一。这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环境。长三角示范区在水乡客厅等重点区域探索“总规划师制度”，在生态环境领域落实 “三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法统一），并推动行政执法“类案参照”，实现裁量权基准趋同。这些举措旨在消除因行政区划不同而产生的“政策洼地”与“标准鸿沟”，将物理上的“毗邻地区”真正转化为规则上的“统一市场”。
三是从“各自为战”到“闭环构建”——创新链的耦合。在科技创新等核心领域，协同正从简单的技术交易，走向创新链的深度耦合。国家数据局的部署明确了构建“技术攻关—生态培育—基础支撑”的协同体系，以及“研发—验证—转化”的闭环。地方实践与此呼应，如福建鼓励企业组建跨区域的创新联合体，其目的正是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链条，使区域协同从产业配套层面，升级到共同定义未来技术标准与产业范式的战略层面。
四、挑战与展望
各地雄心勃勃的蓝图要转化为现实，仍面临挑战：
一是执行效能落差风险。特别是对于辽宁等地的“铁腕整治”，如何将高层决心转化为基层干部的普遍行动，并形成长效机制，是巨大考验。
二是政策同质化与重复建设隐忧。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成为多地共同选择，需在区域协同中加强差异化布局，防止资源浪费。
三是长期战略与短期压力的平衡。如何在高强度“起步即冲刺”的动员下，保持对基础研究、营商环境、信用建设等需要“久久为功”领域的持续投入。
展望未来，各地“新年第一会”所锚定的方向，预示着“十五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更加强调内生的创新动力、基于规则的制度竞争力以及微观主体的活力。这场全国范围的“开年大戏”，最终比拼的是将战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务实能力与改革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