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在过去20、30年其实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其中表现在增长速度非常低，也没有什么通胀，利率也长期低迷，同时全球的债务规模非常大，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过去全世界经济学家对这些困难的紧密之间的关联度认识其实是不够深刻的，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在过去20多年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对一些大企业的放松监管，实际上最后发现效果非常不好。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找到这些挑战和困难之间的深度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最后才能够走出去。一些问题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是另外一些大家相对比较悲观的觉得很难以解决的问题，反而在疫情冲击下，会使得这些问题可能得到局部的一个缓和以及解决。

我们知道疫情使得我们的低增长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低增长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过去老是讲跟人口有关，人口老龄化了，需求不足了，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创新不够，我们经常讲科学是生产力，过去这些年科技创新，围绕着移动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创新，可能加大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效率，但是对需求端的提升其实并不是很明显。

更加要命的一个问题是，过去我们希望通过科技创新能够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可是数据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其实头部企业在过去二十年时间，它们的规模越来越大，它们的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却在减小，相对于过去历史上其它的大企业。所以，现在全世界开始慢慢地重新去看待这些科技企业，它们到底是在进行贡献，还是说在赢家通吃？到底是在为其它的企业进行赋能，还是把其它企业的盈利赚到自己的口袋里来。欧洲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美国是第二个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中国现在是第三个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中国很可能在监管方面可能会比美国和欧洲走到更前面去。美国的科技是非常强的，即使在美国科技这么强的情况下，美国依然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速越来越低，现在要加强监管。对中国现在来讲硬科技公司还不行，而中国的很多大的头部企业并没有在追求硬科技上面产生像美国同行这样伟大的贡献。所以，这些问题值得大家去思考。

更加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的大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对实体的贡献，可能与美国的经验不同。我们需要扎实的研究来进行比较，为监管政策提供依据。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说世界面临很多问题、很多困难，未来的世界在疫情之后，这些挑战会变得更加严重还是有所缓和？在历史上有两种情况发生，一种就是大分流，中国曾经领先于全世界，但是在乾隆以后，中国和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历史上叫大分流。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另外一种情况，过去我们说全球化带来了全球不同国家的合流，这个趋势逆转了，大家走得很近。但是现在因为新冠疫情，未来是合流还是分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监管。过去20年由于低增长，全球政府都对金融企业、科技企业，对大企业，对创新非常包容，非常松的监管。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严的监管。

将来全球到底是大分流还是大逆转？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这次疫情使得我们看到贫富差距极大地扩大了，急速地扩大。贫富差距问题导致了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很有可能使得经济这边的问题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更加难以解决，现在赤字和债务都大大增加了，未来一些企业的违约可能会更加明显、更加严重，通缩的压力会更大，一些货币的贬值压力会变大，经济中间可能会衰退。但是如果科技企业和实体企业深度地连接，深度地互相帮助、互相赋能，未来可以解决像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